另一个例子是周海门（1547-1629）。
义，除了上所引已见者，还有很多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是他主张孝友，而直接引用于《书》。
《逸周书·文酌解》记文王所酌五大，一曰大智率谋。《论语·阳货》载：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。所以，孔子讲慈孝，其源头亦当在周公那里，或者更要早到文王。孔子为什么热衷于周文化？原因之一，如他自己所讲：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所以，孔子言孝友，亦当学于周公。
二 关于孔子创导礼乐，宣传道德，重视并提倡仁、义、智、勇、孝、悌等，充塞于《论语》之中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如《颜渊篇》讲仁者是十分自律的，其视、听、言、动一循于礼而不放逸，又说爱人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《子路篇》说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《述而篇》说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《阳货篇》说仁者能行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五者于天下。
二、仁者寿质疑的后儒解释及儒学传统偏失 徐干的《中论·夭寿》以或问的形式对仁者寿命题提出质疑。其二，与此相关联，寿必然是指实际的生命寿数。王泽之寿和声闻之寿都不属于仁者寿的范围。《中庸》载孔子语：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
一个人先天遗传基因优越，怀胎饱满，长寿的可能性较大，反之则较小。所谓行仁之寿，乃行仁而得的年寿久长的效验。
它的本义与天地生生之道相契合，是对儒者初心的扩展。《黄帝内经·上古天真论》说：尽终其天年，度百岁乃去。污僈突盗，常危之术也，然而未必不安也。依据颜回这个特例而怀疑仁者寿这个普遍真理，无异于拿一钩之金与一车羽毛比重量，说金比羽毛轻。
此为君王施恩泽于民，故称之为王泽之寿。孔子的仁是与天地生生之道相合的人生之道。‘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，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。不仅活得岁数足够大，而且还能寿终正寝，当然是一种巨大的福气。
德与福的关系问题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。扬子云论人之寿，有所谓‘物以其性，人以其仁，其言葢有见于此。
《周易》所说的君子有终就有这样的含义。【18】意思是：熄灭灯火，他人不见之时，注意修饰仪容仪表，谨慎戒惧，力求容貌端庄。
孔子提出仁者寿这个命题，就不得不面对社会中德福不一致现象的挑战。既然死生是由命定的，何以仁者能延长寿命?这是尊崇圣人的后世儒者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。其三，智者的效验是快乐，仁者的效验是长寿。《中论·夭寿》载：或问：孔子称‘仁者寿，而颜渊早夭。《尚书·洪范》云：五福：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孔子仁者寿的命题，则包含了关于人的生命存活规律的深刻认识，是对人生德福一致内在必然性的揭示，其言也微，其义也大，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指南。
5 对于亡之二字，注家多以丧死亡解。18 王聘珍撰，王文锦点校：《大戴礼记解诂》卷六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06页。
地有仁之性，故能厚德载物。《易传·系辞下》云：天地絪蕴，万物化醇。
朱熹注此章云：命禀于有生之初，非今所能移。仁者利养万物，使万物受益，而万物亦回馈仁者，使仁者得养，故而仁者必寿。
其二，仁者以仁为毕生追求，本无贪欲，故而心神安静。其二，智者的发用表现是动，仁者的发用表现是静。仁者性静如山，稳固安宁，故而其效验是长寿。【10】胡祗遹的前半段话与孙翱没有什么两样，后半段话道出了后儒对仁者寿命题有限度的肯定，即唯有仁才能使天地所赋予的寿数充足地实现而不会被戕害和浪费。
颜渊时有百年之人，今宁复知其姓名耶?诗云‘万有千岁，眉寿无有害，人岂有万寿千岁者?皆令德之谓也。这都说明天地大道就是生生之道，天地之心就是生生不息之心。
一朝行仁而求长寿之验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但只要不断行仁而坚持不懈，则长寿之功效必见。故君子道其常，而小人道其怪。
第七，仁者寿并非局限于仁者本身而言，而是普及于后世子孙以及治下人民而言。总之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，德和寿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
这样，孔子的仁者寿就成为一种完全内在的明理去欲的心性修养。德行不差失，其声闻美誉就不会消亡。【6】照孙翱看来，一个人活多大岁数是命定的，无论是积善还是积恶，无论是行仁还是行不仁，都对其命定的寿数不构成影响。徐干《中论·夭寿》提出，寿分为三种：王泽之寿、声闻之寿和行仁之寿。
此外，老子《道德经·第三十三章》所说不失其所者久，不失其所乃守德之谓，久乃长寿之谓。由此可见，在朱子的心目中，死生有命是孔夫子更为根本的教导，而仁者寿不过是在安于命运、顺受其正而已。
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惟仁者能安之。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，有似于水，故乐水。
二是风俗习惯因素，包括民族、宗教、文化等方面的习俗。笔者认为，这个边界是由以下三点确定的：其一，孔子既然将仁者乐、仁者静、仁者寿三者并言，而前两者无疑说的是仁者自身的乐和静，那么依此就可以确定，孔子仁者寿所及的范围同样仅限于仁者自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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